《博士论文》第55期 钱力成：我在美国的中国记忆研究

【石头引】前段时间没有更新，出差时碰到读友，和后台发问的读友一样，都问石头咋不更新了？是不是专栏不继续做了？哈哈～那怎么会呢？咱们可是说好了第100期见的。其实之所以不更新，很简单：放假啦！大家好好享受一下假日的闲暇。如今要开学了，那咱们就继续这段博士论文分享的学术之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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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钱力成，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社会学博士，浙江大学社会学系“百人计划”副教授。研究领域主要包括文化社会学、历史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特别是有关集体记忆的研究。其研究发表于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社会学研究》、《中国研究》等中英文期刊。联系方式：[e-mail]。

【写在前面】 承蒙石头君邀请，让我为学术与社会公众号写篇文章，谈谈自己写作博士论文过程中的感受；想来自己也是《博士论文》栏目的忠实读者，因此接到邀请感到十分荣幸，但同时也确实有些忐忑。忐忑的原因有二：一是自己今年刚刚写完博士论文，没有沉淀几年总感觉还在“庐山之中”；二是看了之前那么多才俊的分享，真心觉得藏龙卧虎，因此自感压力山大。不过转念一想，写完博士论文确实也没有好好自我总结过，所以想着写这篇文章跟大家交流探讨也是一件乐事。所以，此文谈不上什么传授经验，更多的是总结经验教训，与大家探讨。 

一、南大岁月：初窥毛时代的记忆

我博士论文的主题是研究人们对于毛泽东及其时代的集体记忆。虽然这个研究题目是三四年前确定的，但仔细想来，我在国内本科和硕士的经历似乎冥冥之中就把我引向了记忆研究之路。

我是在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接受的社会学启蒙和训练。南大本硕七年对我的学术旨趣产生了重要影响。我的导师周晓虹教授在南大经常跟我们讲述毛泽东时代的故事以及在此基础上完成的学术著作。我至今记得周老师对毛时代农业集体化动力和国家对农民社会动员的研究，用他的话说，就是农民们手中的土地证都还没有“捂热”，就又被国家通过动员的方式收了回去。由此，我开始对毛时代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好奇，毕竟对于一个成长于改革开放的八零后而言，毛泽东时代简直就像是另一个国度(这也暗合了我博士论文中的一个论点：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可以说，我对毛时代和中国研究的兴趣也是在这个时候打下基础的。

除此之外，我当时还参加了系里组织的新农村调查，和周海燕老师及其他同学一起赶赴南泥湾做社会调研。当时虽然住的很辛苦，但在南泥湾碰到的历史叙述者让我对什么是记忆和历史产生了新的想法。我至今记得当时我们碰到的一个90岁高龄的老战士，他用微微发颤的声音跟我们叙述当年他怎么在陕北跟毛主席一起参加革命、当时文工团如何表演、部队如何通过大生产维持经济等故事，让我对历史有了新的认识、活的认识、有时也是与官方和宏大叙事所不同的历史。在回到南京写作的过程中，我虽然没有明确的想到用社会记忆理论作为研究框架，但兴趣的种子似乎在那个时候就开始种下了。有意思的是，周海燕老师后来也走上了记忆研究之路，写了名为《记忆的政治》的专著，说的就是南泥湾和大生产运动的历史建构。

在学习和调研之外，当时我还接触了郭于华和孙立平老师关于“诉苦”的研究。虽然一直没有机会当面向郭、孙两位老师请教，但他们这项研究对我产生了诸多启发，我之前从来没有想过原来“苦难”也可以被用来塑造政治认同；或者说我没有想到毛时代农民的苦难是如何被塑造出来、个人的苦如何通过动员成为一种阶级的苦。虽然郭、孙两位老师的这项研究对话的文献主要不是西方的记忆理论，但这却是中国社会记忆现象的一个绝佳例证。除此之外，南大朱安新老师带我做的秦淮河课题以及我当时读到的《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等一系列著作，都在冥冥之中影响了我的学术旨趣。从这个角度说，本科阶段的广泛阅读（既是狭义的阅读也是广义的阅读）确是尤为重要（趁此机会，特别感谢文中提到的和没有提到的南大诸位老师！）

二、弗吉尼亚：正式开始记忆之旅

在南大读完硕士后，我决心赴美国攻读社会学博士。经过南大的影响，我不出所料的走上了定性和历史的“非主流”社会学之路。大家知道，美国社会学的主流是定量方法，尤其是以定量方法研究种族、阶级和性别，因此我对历史和记忆的兴趣在美国社会学中只能算是边缘和非主流。

在选校的时候，我咨询了当时在西北大学读博士、也是南京大学毕业的徐彬师兄，碰巧的是，徐彬师兄也是以记忆为主要研究方向（所以我说冥冥中我和记忆研究有缘分）。徐彬师兄给了我很多帮助并推荐了几所以文化和历史社会学见长的学校给我，这其中就包括他自己所在的西北大学和我后来去的弗吉尼亚大学——徐彬师兄在西北的导师Gary Alan Fine和弗吉尼亚的Jeffrey Olick都是美国著名的记忆研究学者。不过，当时申请的时候我瞅着西北大学没什么中国学生就没有申请。后来一轮申请走下来，还真就是弗吉尼亚大学等几个学校录取了我。出于对记忆研究的热情，我最终选择了弗吉尼亚，而Jeffrey Olick也自然成为了我的导师。

Jeff是美国当代重要的记忆研究学者，但同时也是一位德国研究专家。换句话说，他不研究中国。所以我跟着他学习，更多的主要是学习有关记忆的理论。在1998年，Jeff和合作者在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上发表了题为“Social Memory Studies: From ‘Collective Memory' to the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Mnemonic Practices”的文章，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当代记忆研究领域的基础——我这么说确实不是为了往我自己脸上贴金，我觉得任何一个记忆研究学者都应该读一读这篇文章。在2011年，他又和合作者编辑了《Collective Memory Reader》一书，书中收集了包括哈布瓦赫（Halbwachs）,马克思，弗洛伊德，曼海姆等各个经典著作中关于记忆的论述，成为记忆研究的一个很好读本。通过跟Jeff的学习（事实上，Jeff最经常干的就是打开电脑一搜，然后说这本我该看，那本我也该看），我逐渐接触到了有关历史与记忆关系、西方“记忆潮”(memory boom)历史、记忆与认同关系、记忆本身的记忆、记忆与传播、集合记忆与集体记忆、文化记忆与沟通记忆等一系列的理论论述，这也为我最后做博士论文奠定了理论方面的基础。

终于，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走进了Jeff（有时我和系里的中国学生也称他为“姐夫”，虽然他并不知情）的办公室。我当时读了不少记忆研究的东西，但同时对艾利亚斯也特别感兴趣，所以拿了两个博士论文主题跟“姐夫”讨论。一个是循着艾利亚斯“文明的进程”一书提出的情感与国家建构的课题，另一个则是综合了我对记忆研究和中国研究兴趣的毛时代集体记忆研究。Jeff是个很直爽的人，看了看立马说喜欢第二个；其实我心里也更喜欢第二个，正想着有个人能确认一下给自己增添点信心。姐夫说完，我就毫不犹豫地选了第二个题目作为我的博士论文。

当然，我选这个博士论文题目有几方面的原因或者考虑：在现实层面，我看到当时国内流行很多有毛时代印记和共产主义元素的怀旧商品，同时也看到人们给毛主席建庙的新闻，觉得很有意思；而在理论层面，这些现象也正好和记忆研究十分相关；特别是以记忆研究为角度切入这些（中国）议题的研究还相对较少。于是出于现实和理论两方面的考虑，我开始了毛时代的记忆研究之旅。为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我想我需要在此做一个声明：我的博士论文无意于对当下中国意识形态的争论做价值判断，也无意于对毛时代本身做道德评判，更多的只是去理解不同记忆形式出现的意义；而这些意义本身有时并不真的是关于毛本人。因此，我想做的，更多是韦伯意义上的理解（这个表述并不是我的研究问题；下文我会谈我对何为研究问题的理解）。

三、何为研究问题、何为理论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说说什么是研究问题、什么是理论了。因为关于此话题，美国和中国学术界的理解实在是太不一样了。

在我还没有出国的时候，我发现国内很多文章的研究问题常可以表述为：“为了更好的理解某事物或某现象”。我也一直觉得这是十分理所当然的提问方式。到了美国，我们在第一学期就要学一门研究设计的课。在美国老师（特别是主流社会学思路的老师）看来，上面那种说法可不是一个“研究问题”，真正的研究问题应该是变量A和变量B之间到底有什么（因果）关系？我当时学到这个想法的时候觉得真是不可思议：那么丰富的社会现实，你告诉我最终都应该归为A和B的因果关系吗？很不幸的是，对于美国主流社会学来说，这才是真正的研究问题。但是，和系里做“非主流”社会学的老师交流后，我发现这也只是一种提问方式——尽管是最主流的提问方式。这不禁引发了我深深的思考。是的，这种提问方式确实是一个可以做出较好研究的方法，但也很可能是这个原因，美国的社会学在我看来更容易成为一种“工匠式”的社会学——它一般中规中矩，绝不会太差，但是否能成为“建筑家式”的社会学，那就得看个人了。

相比而言，中国有些学术文章的提问方式却过于空洞，容易化为泛泛之谈；但是优点是，那些好的具有社会学想象力、甚至“天马行空”的研究也容易涌现出来；那些最具闪光的思想也有可能和最不靠谱的研究同时出现在学术场域里。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和美国学界各有各的优点和缺点，我们确实要“批判地吸收”美国社会学的长处。

与此议题相关的是，一个学术研究纯粹有描述是否就够了？在美国社会学界，这个问题的答案当然是NO。事实上，这也是我在美国受社会学训练的时候经常被问到的“so what?”的问题。也就是你描述了这个现象，但so what? 所以你还是要跟理论进行对话。但问题在于，什么是理论？理论是否就只是A和B的因果关系？理论就是创造新概念吗？有没有一种描述性的理论？Gabriel Abend就曾经总结过“理论”一词的多种含义。而最近，Max Besbris和Shamus Khan也在Sociological Theory杂志上发表了“Less Theory, More Description”的文章。这些都让我们重新思考描述和理论之间的关系。

说实在的，美国社会学对所谓的理论创新真有一种执念，任何文章、书籍的出版都必须要有“理论创新。”但是，哪来那么多的理论？所以很多社会学者只能“水泥地里挖蚯蚓”，硬生生地弄出个新理论来。但事实上，很多理论也只是“新瓶装旧酒”。这让我想到周晓虹老师一本著作前言里讲的故事（具体叙述有点记不清了，但大概意思是）：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碰到一起，自然科学家说：“你看我们都把卫星送上天了，你们怎么还在讨论亚里士多德？”社会科学家说：“这不更显示我们的话题是日久弥新的吗？”

回到我的博士论文。我之所以花了那么多篇幅讲这两个问题，就是因为我在写论文时，经常被问到so what的问题。比如我看到毛时代记忆的怀旧消费感觉很有趣，但光觉得有趣、光描述一下不行啊（至少在美国学术界肯定是不行的；如果你想拿到博士学位的话），于是我就得想怎么去跟记忆理论对话。比如，怀旧消费跟争议记忆的关系是什么（好像是变量A和B了……），人们赋予这些怀旧消费的意义是什么？怀旧消费与代际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

所以，何为研究问题？我觉得美国式的变量A和变量B关系的视角可以是一种提问方式，但同时也不要局限在这种提问方式里，而忽略了那些更具有社会学想象力的提问方式；但另一方面，最好也不要提泛泛而谈的问题。同时，何为理论？描述是不是就够了？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疑惑多于答案，各位读者也可以自己判断。我现在的想法是：粗糙的描述那肯定是不够的；但同时，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在于你是如何描述、如何理解理论？不过无论如何，对于年轻学人的我们，so what的问题我们是绕不过去的。但至于怎么回答“so what，”我们也许可以再想想。

四、理论与田野的穿梭

在确定了博士论文的题目之后，我首先要做的就是对相关理论和文献进行梳理并准备开题。说到文献回顾，我觉得Jeff之前跟我们说的一个比喻很有启发意义：那就是把做学术想象成参加一个鸡尾酒会：在酒会的现场大家都在三三两两地进行讨论，这时你所要思考的是你应该加入哪个讨论？你如何加入那个讨论？从这个意义上说，做好了文献综述就相当于你了解了对方在讲什么、已经讲过什么，然后你就可以优雅地加入讨论了。

回想起我本科时写论文，经常就是随便在CNKI上搜索几篇相关的论文堆在一起，那就是文献回顾了。但实际上，文献回顾是有逻辑的，你得发现故事已经说到哪里了，是怎么说的，还有什么没有说——那就可能成为你的学术贡献。而博士论文开题报告中除了研究问题、研究方法之外，非常重要的一块就是研究文献的回顾。当然，这些理论最后怎样和田野“互动”、你通过田野之后能如何发展、完善或补充现有理论，那就是之后的问题了。

2014年的五一劳动节，我顺利地通过了博士论文的开题答辩；终于，我可以开始我的田野研究和资料搜集了。由于我的博士论文既涉及到历史的问题也涉及到人们在当下对历史和记忆的看法，我运用了多种资料作为我的“论据”。我开始想到的是人民日报，因为我在南大期间的硕士论文就是做的人民日报的文本分析，但后来发现，人民日报中我只能看到官方的历史叙述（虽然官方话语本身也有历史变迁）；如何去发掘其他角度的叙述呢？当时，我在南大硕士及中美中心学习期间所熟识的董国强老师（时任南大历史系教授）给我推荐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数据库，”这里面有各种关于文革时期的官方和民间材料，这也成为我博士论文资料的一个重要来源。除此之外，为了看到当代的社会思潮和官方态度，我也分析了新浪微博评论以及国家领导人的发言等文本资料。

除了文本，我还进行了参与观察和访谈。在选点的时候，我遇到的第一个问题便是代表性的问题——我想这个问题是很多定性研究者都会碰到的问题。不过这个问题其实不难回答：有两种代表性，一种是“统计代表性”，比如我从一个抽样中去看population的总体；还有一种是“理论代表性”，即我不是去看一个人口学意义上的总体，而是去发现具有理论意义的pattern,或者说典型性。正是在理论代表性的思路指引下，我选择了北京、上海（特别是田子坊）、湖南（韶山）和四川作为我的田野地点。我利用了2014年和2015年两年的暑假（每个暑假大概有两三个月）在四个地方先后做了70多个访谈，当然，算上还有一些通过Skype、电话以及在其他地方采访到的去过四地的游客，我博士论文一共访谈了83个被访者——趁此机会，我要特别感谢在四个地点接受我访谈的朋友、以及帮助我联系访谈的朋友、老师和伙伴！

在田野过程中，我们似乎还经常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即我们到底是应该先读很多理论之后再下田野，还是完全放空自己先去田野然后再处理理论问题？其实，我觉得完全空着脑袋下田野是不可能的，从某个意义上说，如果完全空着脑袋你甚至不知道应该去观察什么。实际上，我觉得这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你读了一些东西，然后下田野观察和访谈，然后再总结经验并与理论对照，然后写一些东西，这时你会发现哪里还不够好，于是你再下田野、再总结。我想在田野和理论中来来回回才是一个比较好的策略。我虽然这么说，但回过头来想想，我自己在这方面做的也不够好。当时我在美国念书，如果离开学校回国调研，每个学期的学费和杂费等就要自己交（当时系里穷），再加上自己懒，那时只申了两个Grant,一个中了一个没中，中的那个也只报销了一张来回机票，所以怀着不给美帝捐钱的想法我就只用了暑假来做我的田野。现在想来，这样的一个坏处是没有办法“在理论和田野中来来回回”——我当时能做的补救也就是在第二年暑假针对第一年的不足做了一些调整；在最后阶段修改博士论文的过程中，我又几乎重写了博士论文的前三章。因此，就理想状态而言，我觉得确实还是需要至少一整年在国内的时间来完成田野和对田野的理论思考的。我想，以后在修改博士论文并出版的过程中，我还需要进一步加强这种田野和理论的互动。

五、社会学还是中国研究？

在美国读书，经常被问到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你是在做社会学研究还是中国研究？在中国做社会学研究，它同时也可以是中国研究，就像在美国做美国研究一样具有天然的正当性。但是，如果你在美国做有关中国的研究，你就必须同时证明为什么这也是社会学的研究？我刚进弗大时系里的研究生主任（Director of Graduate Study）就问我：你究竟是想做一位社会学家还是地区研究专家呢？

这位老师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她有不同的假设。也就是说，作为社会学家，你需要最终提炼出一般理论（general theory），而作为地区研究专家或者中国研究专家，你可以只研究那个地区的特定问题而不需要上升到一般理论的高度。从这个意义上说，你投中国研究的期刊和投社会学的期刊在如何frame整个故事方面确实是有区别的。

因为这样的假设，我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感到困惑（是的，这里又涉及到什么是理论了）。不过随着读到更多的东西，我发现这个问题其实可以不矛盾。首先，社会学的理论在多大意义上是一般或者举世通用的这本身是有疑问的。其实很多社会学理论本身就必须在一个特定的时空环境中才成立。过于一般的理论就像“太阳是从东方升起的”这条表述一般看似解释一切但又十分空洞。事实上，“太阳从东方升起”这也是有历史局限性的——因为迟早有一天太阳是会消失的。可能由于我“历史社会学”的取向（特别是受弗大社会学历史取向的影响），我觉得社会学本身就应该是历史的。因此社会学理论也应当在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场。例如，我们做中国研究，很多时候就可以放在社会变迁的背景下进行考察。也正因此，社会学理论作为“一般”和中国研究作为“特殊”这样的二元对立可以被打破。

其次，退一步讲，就算把中国研究作为“特殊”或者“案例”（这本身就充满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味道），那么中国研究对于一般理论而言仍旧充满价值。伯克利的社会学家布洛维（Michael Burawoy）曾经提出了一个方法论，叫做“拓展个案法”（extended case method），这个视角在一定程度上也很好的回答了这个问题。在布洛维看来，我们可以从理论出发，然后对某个个案进行研究，在此过程中与先前理论进行对照并进而发现先前理论的缺陷，然后再以这个个案的发现补充或者完善先前理论。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研究的经验也完全可以用来完善一般的社会学理论。用裴宜理老师的话来说，中国研究不仅是理论的消费者，也可以成为理论的生产者。

虽然在理想状态中，社会学还是中国研究这个问题并不矛盾。但在实际的博士论文写作中，我经常被问到这个问题，因此我不能纯粹为了“理解中国社会”而去写作我的博士论文。我必须证明，对中国毛时代记忆的研究也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一般化的有关记忆的理论。这就又回到了之前所说的“so what”的问题了。例如，我研究中国，那中国代表了哪一种理论和体制类型呢？中国的毛时代记忆体现了哪几种类型的记忆呢？这些记忆类型和其他变量（比如代际）之间有什么关系呢？这些问题，是我作为一个中国社会学人在美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六、结语：记忆、学术与生活

行文至此，似乎该进行一个小结了。回想在南大的七年和在美国的七年时光，各种各样的记忆开始浮现出来。这些记忆有些美好，有些痛苦。特别是在美国的这七年学习，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些挑战，有时并不来自于学术本身，用李钧鹏博士的话说，就是在美国读文科博士要经历相当漫长的过程，决定你最终成败的往往是在学术之外。也恰恰因为其漫长，你也要学会不被它所吞噬。我记得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每天都一个人在屋里干活，美帝大农村的窗外一片寂静；也曾记得博士论文最后冲刺的阶段，每天写到凌晨三四点，在这之外还要分散精力去给学生上课、批改学生作业以及处理报税等一系列琐事；难怪有人会说留学就像是去蓝翔技校，驾驶、烹饪十项全能。除此之外，在美帝留学还要面对学业和生活各方面的焦虑和压力。说到这个，我想特别感谢一下我的父母以及连同学,他们理解我博士论文背后所有的挣扎……

值得高兴的是，我发现我所热爱的记忆研究最近几年开始在国内学界受到重视。我和弗大同学张翮翾曾分析了国内社会学和史学领域的几本重要期刊（例如《社会学研究》、《社会》、《史学月刊》、《历史研究》等），发现在2000年后，有关记忆的研究（特别是有意识与西方记忆理论对话的研究）开始涌现出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把2000年后称作中国学界的“记忆潮”时期（相对比的是，西方“记忆潮”出现在1980年代左右）。虽然中国的记忆研究开始涌现，但由于起步较晚，在很多方面还需要补课；但与此同时，这也是一个巨大的机遇，可以发展并进而贡献基于中国经验的社会学和记忆理论；19世纪以来中国巨大的社会和制度变迁使其成为记忆研究的极佳田野（关于此，具体可参见我和张翮翾所写的《社会记忆研究：西方脉络、中国图景与方法实践》一文）。

说了那么多，我想除了之前《博士论文》栏目作者分享过的经验之外，我还有一个特别深刻的感受，那就是学术圈确实是一个场域（套用布迪厄的名词）：它有自己积累资本的方式，有它自己的惯习（或习以为常的规则），也有它自己形成再生产的方式。作为一个在美国做以中国为对象的社会学研究者，我经常感受到中美两国学术生产之间的张力。什么是研究问题？什么是理论？什么是社会学的研究？你的阅听对象是谁？你如何加入别人的对话？如何从经验走向理论？对于这些问题的答案，我想真的需要我们对中美两国学术场域来一个“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想清楚了这些问题，我想一篇博士论文也就差不多了。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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